我国新能源投入大部分国家优异 但“短板”突出

该技术特征的防护措施。

从证据维度考察司法鉴定公信力，至少应当包括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鉴定意见认证3个方面的内容：（1）在鉴定人出庭方面，有必要在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点，促进司法效益的最大化，而没必要要求所有的鉴定人都出庭，否则不仅会导致诉讼成本增加，无法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处理，而且会降低诉讼效率。那么可以预见，在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规则规定，对于某种类型的事实，必须根据科学技术知识来加以认定{17}，进而用来解释事情如何或为何发生，或者事情如何或为何没有如此发生{18}。

显然，每5个人当中至少有2个人的血型是一致的。原因在于，人们至少有理由期望，在作出关系他们的判决之前，法院听取其意见，即当事人受到了重视。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4 结语 自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以来，以庭审为中心诉讼体制改革不断得到深化，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控诉辩论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已经基本得到实现。所谓标准评价机制是指在标准管理部门已经发布司法鉴定标准的情况下，如果某个团体、某个机构要发布自身的团体标准或者机构标准等，可以先行向负责标准评价的部门申请，进行技术和程序的实质审核，在通过标准评价之后，由相应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或者委员会发放相应证明。

这些都表明，即使鉴定意见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进而赋予了诉讼的科学性特质，但也正是因为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尤其是诉讼体系下的这种科学性，决定了司法鉴定的结果同其他证据一样，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方面存在错误的可能。然而即使抛开鉴定意见最终结果错误的可能性，鉴定意见也会因为其证明范畴的局限性而导致对案件事实证明的有限性。③而在本就易生因果判断争议的人身伤害案件中，介入因素导致因果关系判断更加困难，表征这一困境的典型情形就是医疗介入后的结果与伤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

但司法实践却体现出采纳上述理论成果的程度非常有限，尚未能形成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相对明确合理的清晰标准，由此导致围绕这一问题讼争不断，形成实践难点。如前述案例3中，如果投毒者认识到被害人有糖尿病这一介入因素可能导致其对有毒物质耐受力差、非致死剂量的投毒都有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则投毒者即便投出非致死剂量的毒药，仍然考虑到行为人已有对被害人疾病的特殊认知而认为投毒行为创设了对被害人的致死危险，因此合并了疾病因素导致的致死结果仍然在行为危险的范围内且已是行为危险的实现，因果关系成立。(35)参见李川：《不作为因果关系的理论流变与研究进路》，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1期，第46页。这是因为在事实层面上，无论是在先行为还是后发介入因素，只要能证明事实上参与结果促成通常都是造成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也就都是事实上的等价原因。

但仅凭事实归因的分析并无法进一步判断介入因素是否能够中断因果关系的问题，而只能说明实行行为与介入因素都是事实因果流程中的促果原因。通过规范保护目的可以保证危险实现的流程不会脱逸注意规范的评价范围之外。

而为了保证得出这一理论基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如前所述，就需要在归因与归责的双重语境下，检视已有的相对丰富的因果关系基本理论，择取因果关系判断的基本原理。因此判断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主要不是解决事实归因问题，而是解决基于规范判断的合理归责的问题。(21)因此单纯事实因果分析对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远远不够，只有进一步通过规范评价来明确结果归责于实行行为还是介入因素，才能明确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而阻却归责。送医后黄某经抢救脱险。

[案例3]陈某用一支一次性注射器从自家农药瓶中抽取半针筒甲胺磷农药后，潜行至陆某家门前丝瓜棚处，将农药打入瓜藤上所结的多条丝瓜中。特殊认知是指客观归责论在判断行为危险范围时，将超过一般人认知水平的行为人特殊认知情形作为一般人判断标准的特例，此时行为危险范围的判断中不再以一般人认知的事实为标准，而直接以行为人特殊认知的事实为标准，(48)比如行为人在行为时已相对一般人认识到了行为危险现实化中的特殊介入因素及其促果作用，就应该将对该介入因素的认知作为行为危险范围的判断基础，此时对介入因素的特别认识，已经开始改变行为危险范围的边界。(30)参见邹兵建：《合法则性条件说的厘清与质疑》，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第63页。最后，以危险替代标准认定案例4的因果关系也需要区分情形：第一，伤害行为是否存在可能造成轻伤的危险，如果能够确认才有进一步判断归责的必要。

意识到实践三重性标准在应用时仍然很可能落入过于追求事实因果律的窠臼而难以起到应有的归责功能，李放故意伤害案的判决理由提出对过度依赖事实定量判断的做法应进行调整：医疗过错的鉴定意见只能作为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大小的依据之一，而不能作为判断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的依据(15)，不能以鉴定意见中介入因素的事实参与度比例作为刑事责任的直接依据。其次，为限制条件说归因的扩大化而提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虽超越了事实因果判断逻辑而部分进入归责判断领域，对介入型复杂因果关系的判断也更为有效，但其也因未区分归因与归责的不同层次造成观点讼争，限制了其在归责判断上适用的有效性。

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实践三重性标准本应以基于规范判断的归责评价为核心，但其主张的介入因素异常性、先前行为与介入因素的作用力等指标仍然是特定意义上套用了事实判断的逻辑：在司法实践中，异常性判断常常追求发生的事实概率足够大、作用力判断依赖于司法鉴定中参与度的定量分析，这就造成将本应进行规范价值判断的归责评价问题仍叠床架屋地进行事实归因判断，导致未有效解决介入类因果判断的争议。(36)同前注(34)，陈兴良文，第47页。

如果结果发生在行为违反的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外，则不能归责于行为。而将这一机理进一步适用于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场域，就以结合介入因素的复杂语境具体形塑介入型因果判断的教义原理。(32)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通过结果归责与危险替代的规范评价原理形塑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可以为医疗介入类人身伤害案的因果判断提供更为明确的适用指标，部分缓解传统实践标准中所谓作用力异常判断相对模糊、随机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介入型因果判断中，所谓归责评价是指结果是否可归责于行为的规范评价，(45)而非结果是否可归责于介入因素的规范评价，因此介入因素的危险创设并不受基于客观归责论而形成的评价规则的影响，客观归责的行为产生法所不容许的危险的原理也对介入因素自身的危险创设不产生意义。⑤ 案例1与2对比，典型体现了人身伤害案件中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判断的困境与争议：一方面，两个判例从案情来看有其共性，都是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严重伤害行为，但被害人都被及时送医治疗。

许某在拔除气管插管和停止输液9个多月后，于2012年1月8日死亡。(23)参见陈璇：《刑法归责原理的规范化展开》，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37-238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2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5页。由此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归责判断标准相对一般的危险实现归责基准就必然变得更加复杂：在先行为危险的实现进程与介入因素危险的实现进程既可能出现相互排斥也可能出现并行不悖的情形，既可能出现择一实现为结果也可能出现合并实现为结果的情形。

在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进程替代了在先行为的危险的情况下，就可以在归责意义上判断介入因素中断了因果关系，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另一方面，要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创设了新的向结果发展的危险实现进程，就需按如下下位规则进行逐次认定：第一，应明确判断介入因素是创设了新的致果危险，而非只是延续了在先行为已经导致的旧有危险。

但如果可以证明在先伤害行为的致果危险与医疗疏失等介入因素创设的新的致果危险合并实现，共同作用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则仍应认为伤害行为的危险已经实现为结果，无论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影响结果发生的所谓作用力大小，介入因素都无法中断因果关系。(46)参见商凤廷：《介入因素下客观归责理论之借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6期，第24-25页。危险实现规则首先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之上，进而通过结果回避可能性、规范保护目的等丰富的检验标准判断行为危险是否规范意义上实现为具体结果，从而为结果是否可归责于行为提供了直接、具体的判断基准，因此也就可以针对性地解决介入型因果判断归责标准缺失问题，应被采纳为介入型因果判断中归责的基础标准。[案例1]2010年12月2日，谢某等将被害人许某殴打在地。

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也不例外，其首要层次就是先判断事实因果流程的有无，这是因果关系认定的基础层次，如无法认定事实因果流程的存在就无须进行后续规范判断。客观归责论是教义学上刑事归责的一般理论，可贯穿于整个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过程之中，甚至涉及行为定型、认识错误、被害人承诺、过失判断、结果加重等方方面面的判定问题。

比如案例1与2中，如果认为被害人家属放弃治疗的行为异常，是否也就不需要再判断两个作用力大小的问题而直接确认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成立了，这一标准就未能明确。(19)参见劳东燕：《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第97-98页。

(25)参见庄劲：《客观归责还是主观归责？一条过时的结果归责思路之重拾》，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第59-60页。第一，需要结合行为时一般立场分析用注射器在丝瓜中投毒行为所造成的危险范围是否包括致死结果。

而客观说以行为时一般人认识到的事实为标准进行判断，从而可以体现一定的客观归责属性。(29)参见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72页。第二，假设伤害行为创设了轻伤危险，接下来的判断要看被害人不遵医嘱而致使轻伤的行为到底是原有伤害行为危险的实现还是被害人新创设的危险的实现。而更为复杂的是，相当性不仅涉及归责判断，还涉及归因意义上的特殊情形判断，所谓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判断等都可以纳入相当性的判断之中。

因此应先明确行为人分散向丝瓜注射的投毒剂量是否有致死危险。(20)参见晋涛、刘士心：《刑法中因果关系认定新探——兼论介入因素因果关系》，载《华侨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64-65页。

三是条件说相对于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进一步提出了更明确的条件认定标准，但这一标准所依据的条件关系仍然是一种事实判断，并不带有归责色彩。特殊认知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归责与构成要件判断的联系与区别、主观归责与客观归责的关系、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区分等诸多教义学体系划分与定位问题，注定是一个需持续研究推动的命题。

另一方面，新发展的介入型因果关系的教义原理又需在刑事司法中加以适用验证，体现其理论有效性。第一，如果可以判断伤害行为只会造成伤害危险而无死亡危险，则在被害人经过治疗病情平稳后，其家属停止治疗而使得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就超出了伤害行为的危险范围而不能归责于伤害行为。